提起北京的花店，很多人第一印象是高端、大氣、浪漫，開在寸土寸金的三里屯，精致的花藝，進店消費的靚女俊男……實際經營情況怎么樣呢？記者調查了解到，近年來，在電商和疫情的雙重沖擊下，北京花店行業砥礪前行，正在探索轉型升級之路。

花店花藝墻

疫情致近半中高端花店反復關停
疫情爆發前的2019年，據有效數據顯示，北京大約有2700多家實體花店，注冊鮮花電商2000多家，以鮮花服務為主的婚慶公司有400多家。
在北京四環路以內，超過80%的花店面積只有20到30平方米，50平方米以上的花店并不多。而在五環路以外，有一大批以綠植為主，鮮花為輔，面積在一兩百平方米之間的花店。
從業績上看，北京花店中上等水平為日均營業額1500元到2000元。5到8年開業時間、店主為“80后”的占主流，而開店15年以上的花店不到一成。
北京花店一年的鮮花批發金額為10個億，一天大約300萬元的鮮花通過批發市場流向各地區花店。
在朝陽區鮮花批發市場，批發商迎宵佳業無論在規模還是進口花品種上，均位居前列。在疫情前擁有近千家中高端花店客戶，幾乎占據了北京花店業的半壁江山。“疫情下，我這里服務的中高端花店反復關停的有幾百家，幾乎每半年就關停一大批（部分花店關停后又恢復營業）。”總經理陳盈旭不無感慨地說。而在疫情前，半年關停的花店客戶量只有20多家。

花店玻璃鏡面

電商沖擊零售，疫情叫停項目
2015年到2017年，北京花店業迎來了井噴式發展。
“那兩年集中開了很多新花店，加上婚禮和活動用花量非常大，花店行業發展迅速。”北京拾花記ten floral創始人張瑞說。
同樣是在2015年，以花加、花點時間為代表的實力電商大規模進入鮮花市場。這些實力電商賣花價格透明、物流便捷，給迅速發展的北京花店業帶來了沖擊。
“花加的每周一花，對花店的散花零售造成了沖擊，尤其近兩年開始的淘寶和直播賣貨，花農直接將鮮花快遞到顧客手中，大大降低了花材價格，很多花店顧客的日常生活用花改從網絡購買。”張瑞說。
“我前些年開花店的時候，從云南進貨還不便捷，現在一扎玫瑰就可以發貨！抖音，淘寶等鮮花綠植品類的直播，也是如火如荼。”在北京開店7年的陌上花開創始人張靖珧說。
開花店20年的野百合花藝工作室創始人劉知平表示，北京鮮花綠植消費，這幾年呈現出不正當的競爭關系，陷入低價競爭惡性循環：一方面是新手為了快速占領市場，專注做網上訂單，花禮價格低，質量一般，出現買家秀和賣家秀的反差，影響花店業信譽；另一方面，鮮花批發商通過各種網絡平臺，直接面向消費者批發花材，擾亂了市場秩序，導致很多消費者認為花很便宜，無形中忽略了花藝師的專業性和價值。

花店門面和櫥窗的設計

“相信很多花店人都跟我一樣經常遇到這樣的問題：客人說玫瑰一枝才幾塊錢，為什么你們做出來的花束要高好幾倍的價格？”
此外，像京東、美團、叮咚買菜等電商平臺，都強勢挺進生活用花市場。
“這兩年，花店行業洗牌特別明顯，昆明有三成鮮花沒有通過鮮花交易市場，而是直接進入電商發貨倉。”北京花卉交易中心總經理周奕說。
鮮花零售被重創之后，這兩年受疫情影響，曾經給花店業帶來最大利潤的婚禮宴會用花項目幾乎被叫停，收入穩定的插花沙龍活動項目驟減，商務活動用花項目也一再壓縮價格，利潤縮水。
對北京花店業的沖擊，用劉知平的話說是“一夜回到解放前。”

花店墻

供貨物流便利 市場需求多樣
在寸土寸金的首都北京開花店，租金成本有多高？在能夠保證基本客流量的地段，房租每天每平方米大概在15元到25元之間。在繁華的三里屯商圈兒，一家20平方米的花店，租金一年就十幾萬元，北京花店的房租成本基本占到總成本的四到五成。而在很多三四線城市，開在繁華商圈兒的花店租金成本不會超過三成，很多只占到一到兩成。“難怪北京很難有大花店，房租付不起啊！”很多業內人士都曾這樣感慨。
此外，人工成本也比很多城市高。房租和人員工資加一起，有的花店已占到成本的八成，可想而知經營壓力有多大！

花店招牌的設計

當然，在北京開花店，也有很多便利條件。
首先，花材供應和物流非常便利。據周奕介紹，北京現有4家以鮮花批發為主的市場，每天供應的花材品種有200多個。其中包含國產花、進口花，南方花材、北方花材，企業及個人生產的花材。花材以玫瑰、百合和各類草花為主。北京的花店業者基本都會選擇去花市親自選花，而不是網購。
其次，首都市場提供了更加多樣化和前衛的鮮花消費需求。記者采訪開店5年以上的品牌花店，發現他們除常規的鮮花、綠植零售外，幾乎都會廣泛涉足花藝沙龍、綠植租擺、婚宴用花、花藝培訓、小型庭園設計等。“現在北京的一些私立醫院、牙科診所和別墅區，越來越重視小型植物布景和小庭院設計。”北京綠色傳真發展有限公司創始人劉彥說。
開在海淀5A級寫字樓融科資訊中心的六朵花店，坐擁國際國內頂級企業資源——華為、英特爾、谷歌、蘋果、聯想……“當很多花店單靠零售生存的時候，我們就已經開啟花藝沙龍課的嘗試。”創始人孟雅麗說。此外，疫情下的今年1月，花店攜手三元NEO新境，打造的以花卉植物為賣點的商業寫字樓空間，獲得“美國綠色建筑委員會”授予的LEED金級認證（根據評估體系綜合評分，反映建筑的綠色水平。）。
“花卉植物具有緩解壓力的作用，將其融入以節能環保為主題的辦公空間，正是現代辦公樓設計的新趨勢。”孟雅麗說。
開在自家西餐廳內的拾花記 ten floral，因為花店下班早（傍晚6點），餐廳下班晚（夜晚12點），開創了自助賣花服務。“6點以后客人需要買散花的，可以自己挑選，挑選完給我們拍照算賬付錢就可以，因為附近都是高端社區，客人的素質也很高，從來沒出現過買完花不付錢的，所以目前經營狀況還可以，主要是花藝師從5人減少到3人，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。”張瑞說。

花店

“最大的競爭來自自己”
談到疫情下經營的困境和轉型，大多數北京花店業者表現出清醒和樂觀的態度。
“縱觀20年北京花店市場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不管是從消費習慣、消費者的審美，還是消費者的接受程度、客單價的變化。”芙羅拉創始人張麗說。她堅信，花店的主理人會越來越拼專業、審美和調性。
“我們還是用比較傳統的思路經營花店，但是諸如從廣告業、自媒體、策展等時尚行業跨界過來的花店業者，優勢比我們多太多——我們用10年、20年時間在經營花店，而他們用了前10年時間做了很厚重的審美沉淀，這給我們傳統花店老板造成很大的壓力：從花店產品的視覺成像，到對時尚元素的捕捉，到花藝款式的推陳出新，他們都做得更加輕松。”張麗說。
像芙羅拉這樣的小而美花店，沒有受到京東、美團沖擊，更多地是感受到小紅書、抖音、微博網紅賣花帶來的競爭壓力。
張麗這兩年也把精力轉戰到自媒體平臺，逐漸積累了不錯的粉絲量，“抓住了大方向。”
“無論何時，競爭都會存在，對花店來說，壓力無非是商品迭代、人員配置、客戶開拓、重復消費等一系列運營。”孟雅麗說。六朵的舉措是加大對老客戶的維護力度，每月花店做充值贈禮品活動，鎖定后續消費；開展異業聯盟，開拓新客戶。
“疫情前我們重點做專業服務（各種大小沙龍培訓課）和高端花禮定制。疫情下我們把服務化整為零，向多方面、多元化轉型——小到家庭每周擺花，群接龍賣花等線上線下銷售形式。”劉知平說。
在三里屯開店10年的孚美花尚，一如既往對客戶和學員真誠以待，推廣鮮花走向市民生活，增強線上服務、線下派送，同時鼓勵年輕員工開拓創新。
正如年輕的張靖珧所說，最大的競爭壓力未必是外部的，更多地是來自于自我本身。

鮮花店

觀點碰撞：加強產業鏈監管還是順應市場競爭？
北京花店現狀該如何看待？從業者給出不同觀點。
作為中國花協零售業分會會員、日本花協（NFD）中國授課點的北京孚美花尚創始人片倉鳯美表示：對比中日鮮花產業鏈現狀，能看出三點區別，也影響到北京花店的經營：

花卉咖啡館 花店

一、中日產銷合作方式不同
日本鮮花產地極少對接小型批發商，合作的鮮花批發市場會與產地簽約，彼此信守協議，以促進更加合理地安排鮮花生產、上市、定價等環節。此外，鮮花批發市場基本是以網上拍市定價為準，無價格交涉環節。
相對而言，中國的鮮花批發商是小商聚集成市，鮮花產地與批發商之間缺少合作和計劃性，再加上銷地自產鮮花的加入，鮮花價格浮動很大。

車厘子花束

二、中日消費者對于花藝工作者的認知不同
日本插花藝術被大眾普遍認可，客戶極少甚至不會挑剔花藝師的工作，也正因為被信賴，花藝工作者會更心無旁騖地投入設計。
相對而言中國客戶與花藝工作者之間的關系還處于過渡期，再加上花藝工作者技能參差不齊，雙方尚未建立起良好的信賴關系。

X款12支粉色百合精美花束

三、中日鮮花產業階段不同
日本鮮花產業鏈相對已經成熟，但是缺少活力；中國鮮花產業鏈正在日趨完善，整個產業鏈很有競爭活力。
留日學習花藝多年，在北京開花店的瀛花物語創始人淺草透露，日本鮮切花的流通方式是，鮮花基地供貨給鮮切花批發中心，而一般的花店、花藝學校等機構都從批發中心進貨，且遵循會員制。一般個人消費者不能直接從批發中心買花，只能從花店買花，除非是個人花藝工作者，并且擁有會員權。
“所以在日本經營花店是受到保護的。”淺草說。
此外，她認為，缺少環環相扣的產業鏈，以個人商業行為為主，會造成鮮花流通環節缺乏監管。
陳盈旭也認為，國內鮮花產業鏈有“去中間商”趨勢，但在歐美國家并非如此。中間商可以把關質量，而基地直發的鮮花良莠不齊，最終還是消費者買單。
周奕則認為，疫情下，電商優勢更加凸顯。“我們交易中心的電商商家在‘520’、母親節甚至端午節幾乎家家爆單，彌補了因疫情造成消費者買花的不便。疫情下，電商通過線上交易，可以無接觸完成各種環節。電商對花店業不能說是一種沖擊，而是另外一種業態出現了。如果花店從業人員跟不上時代步伐，他的生存空間就會越來越小。花店也應該把電商業務做起來，加強推廣，而不是單純憑手藝，靠顧客上門。”

摘自《中國花卉報》